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制度保证
王润涛
1945年7月，黄炎培与傅斯年等国民党参议员一行六人，从重庆飞抵延安访问。期间，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周期率”——为何中国历史总是走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治乱兴衰死循环？这场历史性对话，发生在延安的一处窑洞里，事关国家长治久安，比肩促成三国鼎足的“隆中对”，被誉为“窑洞对”。
一、历史的魔咒——封建王朝迈不过三百年这个坎
任何有生命的个体都会经历诞生、发育、成熟、衰老、死亡等一系列变化阶段，科学家们把这种阶段性的变化过程叫做“生命周期”。天地万物同样，每个朝代也会经历从建立、兴盛到衰落的过程，这种兴衰治乱、循环往复所呈现出来的周期性现象被称为历史周期率。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到溥仪退位（1912年），我国经历了2133年的帝制阶段，期内王朝更替经常，金銮殿台轮流坐，各领风骚只数年。国祚分别为：秦朝14年，西汉211年，东汉195年，西晋51年，东晋104年，隋朝37年，唐朝289年，北宋167年，南宋152年，元朝97年，明朝276年，清朝268年。最短命的14年，最长寿的289年。三分之一的朝代活不过100年，三分之二的朝代活不过200年，而活过300年的就没有。
这些王朝刚创建的时候一般都能励精图治，头几代君王专注于统一疆域、休养生息、修复秩序、推动经济发展。比如，西汉文景之治、东汉光武之治、唐代贞观之治、宋代建隆之治、明代永乐盛世、清代康乾盛世，都创造了历史的辉煌。但是他们的后代却每况愈下。随着人口增长、贪腐盛行，政治和社会矛盾逐渐积累和激化，社会动荡就不可避免地产生，直至对王朝形成致命打击。其间，也有王朝产生一两个贤明之主，如西汉的昭宣中兴、唐代的大中暂治、明代的弘治中兴、清代的同治中兴等，但仅仅是一种回光返照，扭转不了走向衰败的发展趋势。
中国朝代兴亡的历史周期率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着相似的规律，这些规律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兴亡之间的迅猛性。“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讲的就是来势之猛令人猝不及防，正如孔尚任《桃花扇》的唱词所述“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二是治世与乱世的交替性。例如，唐朝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是治世的代表，而安史之乱则是乱世的开始。明朝的洪武之治和永乐盛世也是治世的典范，但到了明末则陷入了长期的战乱和动荡。三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破坏性。朝代的更替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使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一些文化文明成果被毁灭，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甚至出现倒退。比如，作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之一的长安，在唐末战乱中被焚毁，从此再未有机会成为国都。清末太平天国运动导致7000万人非正常死亡。“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只有深刻理解乱世残像，才能理解中国人的文化和心理。“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所言非虚。
二、物必自腐而后虫生——治乱兴衰的主要原因分析
古人很早就有意识去探究王朝的循环，只不过对周期率的归因略有差别。《诗经》讲，“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殷鉴不远，在夏死后之事”。唐太宗专门“观百王之遗迹，兴亡之运”，撰成《金镜》一文，试图探明历代王朝“得失异趣，兴灭不常”的原因，以期“睹治乱之本源，足为明镜之鉴戒”。历史学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如统治者个人道德和能力衰退、人口危机、财政危机、自然灾害、外族入侵……概而论之，基本上围绕“天灾”与“人祸”两重因素展开。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事物内部矛盾变化起着决定性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周期率发生的根本原因。当旧的落后的生产关系适应不了新的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和枷锁时，生产力必然要求变革旧的生产关系，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经济基础的震荡，带来全部的庞大的上层建筑的变革。这种矛盾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封建专制体制导致政治腐败。
第一，皇位世袭无法保证代代明君。自从秦始皇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后，皇帝便成为天下最高统治者，整个国家的决策权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君主的能力和水平直接决定着国家的繁荣与昌盛。“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几个字将封建王朝的立储制度解释得清清楚楚。嫡长继承制本来是为了保证政权交接的有序和稳定，但从遗传学规律来说，很难保证历代嫡长子德行与能力出众。由于胎投得好或者因缘际会，历史上有许多愚钝之辈登上皇位的，还有些只知哭闹的幼帝。一个人当了皇帝，如果有明显的性格缺陷和认知盲区，他的出错率就高，出了错以后又迟迟得不到纠正，这会让整个社会的治理变得非常糟糕。西晋除了开国皇帝司马炎之外，后面的皇帝不是昏庸无道即是暴虐成性，江山就这样葬送在他们的手中。
第二，官僚贪腐不断激化社会矛盾。随着王朝的建立和时间的推移，官僚体系逐渐臃肿而僵化，官员们贪赃枉法、奢靡享乐、滥用职权的现象日益严重。“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些钱财都是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而来。特权阶层的存在会导致社会资源的分配严重失衡，阻碍普通人的发展机会，破坏社会的公平竞争环境，加剧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它不仅损害了人民的利益，削弱了王朝的统治基础，也影响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北宋的经济繁荣程度超过前代，但纸醉金迷、奢侈浪费现象也非前代可比，“花石纲”更是导致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特权阶层一旦形成，便会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唯有革命才能改变这一现状。
第三，统治阶级内斗导致国家分裂。“中国式创业”通常会经历三个阶段：同心协力、同床异梦、同室操戈。统治阶级往往由多个家族或势力集团组成，相互之间结为朋党，形成不同派系，彼此党争不断，如父子相残兄弟阋墙等宫廷血腥、皇权与相权之争、宦官干政、外戚揽权，等等。在用人方面不是唯才是举，而是党同伐异，贤能之士难有上升机会。他们结党营私、倾轧攻讦，一方之所论，另一方必然全盘反对，只唯权势利害，而不顾是非善恶。如此这般，致使朝纲不振，政风不良，加速整个政治局面的败坏。“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进一步加剧，导致唐王朝政权的崩塌。
——土地兼并导致贫富分化。
民以食为天。中国古代主要的生产方式是小农经济，这就要求王朝必须保证大多数农民有可供耕种的土地，保证农民基本生计。一般来说，在新的封建王朝建立初期，由于战乱造成人口大量减少，前朝教训不远等原因，国家尽可能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随着生产的恢复、生活的安定，人口增长逐渐快于耕地的增长，导致人与地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同时，豪强地主在利益的驱使下，利用各种手段兼并土地，使得土地越来越集中，地主通过地租等方式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越来越重，导致地主和农民的矛盾越来越激化。“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成为历代儒者经常抨击的社会现象。
到这远没结束。一方面，少数乡绅掌握了土地等更多财产之后，就会将手伸向权力，在政治上找寻代理人。另一方面，一些掌握一定政治权力的人，也会利用手中权力牟取利益。这时候，权力被经济绑架、经济被权力裹挟，慢慢地变得官商勾结、盘根错节、沆瀣一气。这样的游戏规则一旦运作开来，其结果必然是世风日下、吏治败坏、积重难返。
随着土地向少数权贵集中，国家能控制的土地在不断削减，编户齐民数量也越来越少，赋税总量随之减少，就会大大削弱封建王朝统治的经济基础。经济崩溃也是导致朝代灭亡的重要因素。
——民主与法治缺失导致民心背离。
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存在“民为贵”等强调民众重要性的思想，但并未形成完整的民主观念。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更多地是强调君主的道德品质和治国能力，而非民众的政治参与权利。封建统治者效仿的是商鞅“残民、弱民、穷民、愚民”政策，长于“治民”，而缺乏“民治”。人民的意志和诉求无处表达、无人理睬。在这种环境下，民众难以形成对政治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机制，从而让统治阶级失去了进行自我革命和社会变革的倒逼机制，只能等着他人革自己的命。
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以刑律为主，法律往往成为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秩序的工具，而非保障民众权益的利器。没有一个朝代制定的法律建立起真正有效维护公权的制度，来尊重和保护底层百姓基本的生存权、财产权、平等权、受教育权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把整个国家看成自己的私产，公权完全被私权代替，统治者与普通民众在法律制度上是对立的，难以实现民心归一、政通人和。正是因为“家天下”体制过于自私，故而清朝末年甲午战争期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期间，民间百姓从未想过这两场战争跟自己有关，只觉得跟爱新觉罗家族有关。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不依靠公正周密的法律制度，而依靠僵化守旧的道德教化，当然无法应对严峻复杂的挑战，到头来一道道整顿吏治的“特谕”“上谕”和虚情假意的“罪己诏”，只能在腐败的官僚风气前一败涂地。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心向背是变革社会制度、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当民众对朝廷失去信任和支持时，朝廷的统治就会动摇、分裂、瓦解。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秦朝、东汉、唐朝、元朝、明朝最终皆因为农民起义而灭亡。
三、破解之道——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也是不断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有效路径的历史。
面对黄炎培的提问，毛泽东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毛泽东看来，民主政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人民监督政府”，确保政府“不敢松懈”；二是通过“人人起来负责”，避免“人亡政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创造性地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全过程人民民主独创性地把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各个环节相互贯通起来，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内容上的整体性、运作上的协同性、人民参与上的广泛性和持续性，民主真正从价值理念成为扎根中国大地的制度形态、治理机制和人民的生活方式。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利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形成国家治理的强大合力。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党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党集中统一领导，支持人大、政府、政协和监委、法院、检察院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发挥作用。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党的领导下，各国家机关是一个统一整体，既合理分工、又密切协作，既充分发扬民主、又有效进行集中，统一高效组织各项事业。我们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决定了党的领导是人民民主的根本政治保证。我国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和睦，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最大限度避免了牵扯，切实防止了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形成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效维护了国家统一和国家主权。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世所罕见的艰难险阻，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利于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激发人民群众创造活力。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各项制度都是围绕人民当家作主构建的，整个国家治理体系都是围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运转的，国家机关的一切工作和活动都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1948年9月，毛泽东在擘画新中国的政治制度时说：“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国家的名称，我们各级国家机关的名称，都冠以‘人民’的称号，这是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基本定位。”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论做何种工作，说到底都是为人民用权、为人民履职、为人民服务。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人民当家作主充分体现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方方面面，实现了全领域、全过程整体性覆盖和贯通。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通过吸纳民意、汇集民智、民主协商的工作机制，更好把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发展中来，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全体人民以主人翁地位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就是毛泽东所讲的“人人起来负责”。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利于依法治国，充分保障和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民主是法治的前提，法治是民主的保障，两者紧密联系、相辅相成。依法治国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方略。我们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制定和完善各种法律法规，使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法可依，从而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增进民生福祉。截至2024年6月底，我国现行有效法律303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日臻完善。特别注重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保证人民人身权、财产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严格执法和司法，确保法律得到有效执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通过开展普法教育等活动，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使人们能够自觉遵守法律并学会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全过程人民民主机制更加健全、运行更加顺畅。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利于健全监督体系，做到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有机结合。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方位的民主，体现为民主主体的广泛性，而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汇聚了多元化的监督主体，能够实现监督主体的多方联动。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更加完善、监督渠道更加畅通、监督力量更加整合，构建了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贯通协调机制，形成全面覆盖、常态长效的监督合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讲话时指出：“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内因是事物运动的源泉和动力，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发生作用。人民监督是从外部对思想、行为等方面进行规范和约束，自我革命是从内部进行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只有把两者密切结合起来，才能克服自身存在的问题，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从而跳出历史周期率。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当前，我们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在新征程上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与时俱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效制度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