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最近频频“出圈”，在今年暑期旅游市场表现抢眼。其通过游戏、手办等文创产品吸引年轻人目光，并开启“五山联动”新路径，热点不断的同时，游客量也不断攀升。
石窟寺是辉煌灿烂的巴蜀文明的实物见证，除了大足石刻等世界文化遗产，还有众多散落在田野乡间不甚闻名的沧海遗珠——中小石窟寺。近日，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开展川渝石窟寺保护情况专题调研，中小石窟寺的保护备受关注。
开放数量不足
经过三年多的保护和修复工作，合川龙多山文物保护工程完工，龙多山的摩崖造像及题刻再放异彩。
龙多山位于合川区龙凤镇与潼南区龙形镇接壤处，因峰峦起伏，宛若龙蟠而得名，是古巴国和蜀国的争夺地和分界地。龙多山现存自唐代以来的摩崖造像94龛、1800余尊。
合川区人大代表、龙凤镇人大主席李明介绍，龙多山摩崖造像及题刻文物主要分布在龙多山东、南、西、北四边崖壁上，多为唐宋时期的雕刻。
“龙多山摩崖造像及题刻文物保护任务艰巨。”李明说，自然损害是一大主因，例如东岩造像区，历史上就曾多次发生垮塌，导致较大面积的造像岩体跌落山下。最近一次垮塌则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宁宗皇帝圣德颂》碑所在区域岩体整体性沉降，5幅摩崖碑刻因此错位折断，面积约60平方米，“东岩”“龙多山”两处摩崖题刻因空鼓和裂隙产生剥片式坍塌，面积约30平方米。
从2020年11月开始，合川区先后实施龙多山摩崖造像及题刻（东崖）危岩与水害治理工程、本体保护工程，龙多山摩崖造像及题刻二期（南崖、西崖、北崖）保护工程，龙多山摩崖造像及题刻安全技术防范工程，龙多山安全防护设施工程。
龙多山文物分布点多面广，文物镌刻年代大多为唐宋时期，因年代久远，不同程度出现风化、空鼓等病害，有的还位于距离地面十余米高的悬崖上，文物保护工作技术要求高、难度大。
尽管如此，文物保护部门及施工单位还是克服重重困难，搭建施工设施，做好安全防护，有条不紊地实施保护工程。特别是对化学油漆彩绘的清除方面，施工单位及专家事先进行多次实验，采取切实可行的专业技术清洗，既保留原有古老矿物彩绘，又让文物重回本色。
李明说，如今龙多山东崖片区的摩崖造像及题刻，已经过专业文物保护措施恢复其本来的面目，从前被化学油漆涂抹的彩绘已采用专业技术清洗，乱搭的彩钢棚已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与文物保护相匹配的木质廊檐，整个东崖片区已实行封闭式管理并加装安防及地质灾害监测设备……
从全市的情况看，重庆石窟寺开凿自隋唐，兴盛于两宋，延续至明清，跨时千余年，现有石窟寺716处，分布于36个区县。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31个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2处、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67处。现存石窟寺窟龛近3900个，造像8万余尊，其中“两宋”高峰时期造像高达5万余尊。
石窟寺作为重要文化要素，在活化利用后，也搭上了文旅融合的快车。2024年，大足石刻“五山”（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首次实现全面对外开放，成为我市精品旅游线路。
据统计，2023年，6处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寺接待游客总量达270万人次。实际上，目前我市对外开放的石窟寺不足两成，已开放的石窟寺也以本体展示为主。
保护难在何处
石窟寺，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的重要见证。
与我国其他地区不同，川渝地区的石刻除了庄严之外，还平添了几分烟火气。在乡间泥泞小路的尽头、在寂静无人的老树旁边，唐风宋韵的石窟造像如同一颗颗散落乡野的明珠，历经风霜一望千年。
经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全面梳理发现，我市石窟寺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和大足区、合川区、潼南区、江津区等区县。
市人大常委会调研发现，石窟寺文物保护状况并不平衡，按照文物保护法规定，包括石窟寺文物在内的不可移动文物按保护级别分级管理，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状况较好，低级别石窟寺不可移动文物保存情况不佳，占石窟寺总量的37%。
受石质结构、地质构造、气候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川渝地区的石窟寺存在多种病害，如渗水、风化、生物侵蚀、彩绘酥粉起翘脱落等。这些病害严重威胁石窟的安全，急需强化保护技术研发。同时，面对复杂的病害情况，灌浆加固、排水防渗等传统防护方法已无法完全满足保护需求。
加强中小石窟保护和活化利用，是市人大代表黎方银一直关注的方向。
黎方银说，近年来，我市实施了以大足石刻中小石窟为主，包括南岸大佛寺、合川龙多山、江津石佛寺、荣昌刘家庙等多处中小石窟保护利用示范工程和考古发掘研究工作，将中小石窟的保护利用与乡村文化建设、乡村道路建设、石窟环境整治、保护利用基础设施建设、文物病害治理等融为一体，整体规划，统一实施，取得了显著成效。
相比之下，数量众多又分散的中小型石窟，保护形势不容乐观。
黎方银在今年的市人代会上提出建议，建议在中小石窟保护项目立项、资金安排、技术指导等方面予以支持。同时，鼓励具有突出价值和具备开放条件的文物点对外开放，让中小石窟“活”起来。
中小石窟保护，究竟难在哪里？
调研组通过深入走访了解到，管护难度大的问题最为突出。大多数中小型石窟分布零散、地处偏远，不同程度面临文物安全和病害问题，保护、管理压力大。
此外，中小型石窟较少开展系统保护，只开展过抢险维修或临时支撑保护，难以从根本上消除重大险情隐患。由于各个地方的石窟寺保护缺乏统一指导，没有形成石窟寺病害检测、材料修复等基础标准，存在修复材料选用与工艺技术不科学、不严谨的情况，容易导致石窟“保护性破坏”、造像“毁容式修复”的不良后果。
比如，早期人为破坏较为普遍，擅自对造像进行修补和妆金妆彩，所用材料多为水泥、石灰、石膏、砖块、化学颜料等，有的造像形态和题材内容被改变，文物历史信息被掩盖或毁坏，这些都加大了石窟寺保护修缮和活化展示的实施难度。
一些区县相关部门人员反映，石质文物的日常养护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由于缺乏相应的专业人员，日常管理维护仅限于清洁与安全巡查，在文物出现病害等情况时无法进行及时处理。
受工作环境艰苦、成才周期较长、待遇相对较低等因素影响，青年群体从事一线石雕工作的意愿不强。比如，大足区人力社保部门积极组织开展石雕培训，但自2020年以来，仅200余人参加。
目前，文物博物专业领域广，专门从事石窟寺领域研究的技术人才基数较小，高层次专业技术人员占比相对较低。同时，专业技术人员“下口”不够畅通，存在部分人员受聘到高级专业技术岗位后“躺平”现象。
讲好石窟故事
下一步，如何做好川渝石窟寺保护工作？如何讲好石窟故事？
市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重庆将重点探索“以大带小、大小并举”系统保护新路径。通过系统推进重点石窟寺保护、率先开展中小石窟寺保护，走出一条中国南方石质文物保护利用之路。
由于自然、历史等各种原因，长久以来，川渝石窟寺及石刻的保护常限于对某一点的某一问题进行突击性解决。为扭转这种局面，在调研时，有人大代表建议，开展川渝石窟寺保护新材料、新工艺研究，探索实践川渝地区潮湿环境下石质文物保护新技术，在有条件的地区建成石质文物保护科研基地，建立川渝石窟寺安全技术防范、监测预警、科技保护等共享平台，全方位实现动态监测和信息化共享。
一些市级部门建议，应坚持项目跟着规划走，谋划布局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石窟寺保护项目，探索中小石窟寺保护管理新模式。同时，加快推进全市实施中小石窟保护利用示范工程，在项目立项、资金、保护技术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努力探索中小石窟保护利用的新模式、新途径。
在活化利用上，建议推进数字升级，从三维信息采集、数字勘察、病害监测、虚拟修复、数字复原、云上展示等不同角度，全面推动川渝石窟寺整体数字化进程，为川渝石窟寺保护利用插上“云”翅膀。
同时，建立紧缺人才引进机制、完善人才考核机制，拓展选人用人渠道，打破身份、级别、年龄、学历的限制，建立川渝石窟寺保护人才培养、培训、交流机制，加强与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的交流合作，积极培养和引进文物保护、科技考古、文物修复等专业人才，为石窟寺保护提供智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