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老百姓能参与国家大事，这是我们的优势”
——访江苏省八、九、十届人大代表龚乐年
9月10日，教师节。在今年84岁的东南大学老教授龚乐年家中，这位三届省人大代表及两届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拿出一摞泛黄的文件和照片，讲述起他的15年代表生涯和亲历的人大故事。
1978年，是共和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也是龚乐年的重要人生节点，他成为改革开放后教育部首批公派留德学者。这年冬，龚乐年乘火车进京参加德语培训。躺在卧铺上，他被列车广播吸引住了。声音虽不太清晰，但龚乐年还是放下书仔细聆听。广播中正在播送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尽管没有全部听清楚，但是提法和以前不一样了，我就隐隐感觉三中全会开了以后，中国也许会不一样了。”
苦学两年回国，龚乐年对“不一样”有了更深刻体会。当时通信尚不发达，对国内具体情况“一无所知”的龚乐年归国后，震惊于改革开放短短数年带来的巨变，“回来以后发现发生很大的变化，我刚开始都还不大适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79年12月，江苏省人大首次选举产生常务委员会，江苏省地方人大工作也进入了崭新阶段。这时，在东南大学忙于科研和教学的龚乐年，还不知他将和人大发生怎样的缘分。
1993年，龚乐年作为党外人士、九三学社社员，当选省八届人大代表。作为电力系统及自动化专家，当代表对龚乐年是个崭新课题。“我一点准备没有，感觉有压力。既然人民选我当代表，我觉得就应该把这个工作搞好。”龚乐年代表一当就是15年，“除了上课、带学生、搞科研外，其他基本上用在了代表履职上”。
这15年是改革开放进程不断加深的15年。龚乐年履职的最大感受，是法制“欠账”太多。“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立法太欠缺了，所以那时候立法任务很重。”龚乐年回忆，尽快完善江苏省地方性法规制度，是代表们和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共同愿望，“这15年，那是紧锣密鼓、快马加鞭地立法”。
当时的法制“欠账”，还体现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上。监督法律执行是人大法定职责之一，为人正直敢言的龚乐年更是经常“亮剑”。
上世纪90年代，太湖水污染就已触目惊心。每逢相关问题，龚乐年都“很不客气”。有一年到无锡进行执法检查，他发现湖边餐饮店污水直排入湖，养殖场污水直排入湖河道，湖中滋生大量藻类，气味难闻。与无锡市政府有关部门对话时，龚乐年直言：“发展是硬道理，但是你们可能没有全面正确理解，不是说环保不要管。你们有没有算笔账：现在看起来是赚了点钱，将来治理起来可能花的钱比你赚的还要多。”一次执法检查后的省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上，龚乐年更直接质疑有关参会领导：“省环保条例已经制定了，你们为什么手拿‘尚方宝剑’不去用？”
去年，太湖水质首次达到良好湖泊标准，曾多次参加现场检查的龚乐年十分高兴。在他看来，除了一年接一年大力度治理，“一届接一届”人大监督也有重要贡献。他也坦言，在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对环保重要性的认识确实还没有那么深刻。
在科技与教育关系问题上，也体现了认识逐步加深的过程。当时，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科技兴省”。许多人在讨论时感到，科技兴省不能不提教育。作为来自高校的代表，龚乐年感到责无旁贷，于是建议“在‘科技兴省’中充实‘教育兴省’内容”。“教育是基础。科技要强，必须教育强。这是很浅显的道理。当时没有完全采纳，但是后来就改成了科教兴省。”
一辈子教书育人，龚乐年对进入新时代后中央根据新形势，进一步提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极为振奋。改革开放之初，他和许多教师对国家可能后继乏人忧心忡忡。如今，龚老释然了。“每次神舟上天我都要看。我研究控制理论，最关心的不是空间站，而是控制室里的人——现在都是二十多、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我们现在不仅是后继有人，而且后继有很多人！”
新中国成立75周年时回看来时路，龚乐年感慨于中国蹚出自己道路的不易。2004年，他作为中国出席美国全国州议会2004年年会代表团成员赴美。历数与其交流的美国议员背景，龚乐年感慨：“我一个普通教师，在美国要当参议员、众议员，恐怕是不行。我们普通老百姓能够参与国家大事，这就是我们的优势。而且，现在我们的民主形式越来越丰富了。”
退休后，龚乐年成了社区基层立法联系点成员，最近南京市多部法规向他征询意见建议。“明天下午我要去开会，他们想提出议案，在基层普遍成立立法联系点，这样可以广泛征求意见。我想如果把每一个社区都发动起来，每个社区都能有人尽心对每一份立法文本提出意见，这个就做到集思广益了。”龚乐年期待着，推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展现中国民主新气象。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陈月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