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来看，很多法律所关注的问题也是道德问题。法律以严格的条文确立惩罚标准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同时法律也应体现教人向善的目标，在道德意义上使人们乐于朝着法律预设的标准前进。这说明，立法也需要高超的艺术。
例如，“路不拾遗”属于我国传统道德的一项要求，但怎样对待遗失物所有权的归属则是法律范畴的事。拾金不昧作为一种优秀道德品质，已经在整个社会观念中确立。如何使立法既体现这一要求，又易于让民众接受？我国古代立法者在这方面曾作出过探索。
我国古代对于拾得遗失物的规定，经历了一个从偏重义务到偏重权利的发展过程。唐律把遗失物称为“阑遗物”，“阑遗：阑，遮也，路有遗物，官遮止之；伺主至而给与，不，则举没于官”。依据唐律，拾得皇帝玉玺、官府符印以及兵符等重要财物而不上交的，构成犯罪；而拾得一般杂物，拾得人有义务上交，如果不上交，则可能依据所拾得财物价值的大小受到处罚。虽然唐律规定了严格的交公条款，但作为执法者，官府并非希望取得遗失物的所有权。换言之，交公的最大意义是为遗失该物的原所有权人提供一个合理、可靠的权利救济渠道。官府更多地扮演服务者角色，拾得人除了交公之外，不承担诸如保管、公告等冗杂事务，而所有权人亦不需要因遗失而付出额外代价。这就使得“路不拾遗”的道德象征意义大于法律意义。
明代和清代法律在拾得遗失物方面的规定与唐律相比有了较大变化，对于依法报官的“得物人”持明显不同的态度：遗失物被人认领的，物之一半给拾得人作为奖励；无人认领的，则不再收归官府，而是全部归拾得人所有。这一立法的转变，究其本意，可能是为了防止当事人为此事争讼不已、烦扰官司，体现了实用、简便的立法思想。从更深层次看，则表明了社会私有权观念的深化，凡遗失、埋藏即为丧失所有权，任何人可按先占原则据为己有，并得到法律的承认。而且，官府只要求确保遗失官物能够还官，而对于无主遗失物的权利归属则不再有太大兴趣介入。这也反映了社会管理观念的变化。
路不拾遗作为道德标准可以提倡，但法律标准应更加切合实际。应当看到，对于拾得人给予合理物质利益，有助于提高其履行道德义务的积极性。如果法律中预设的人的行为模式就是道德高尚，并且对此并不给予奖励，那么实际上，道德并非完美的大多数人就要面临违法的境地，起到的也许是促使其不遵守法律的反作用。正如典故中所讲的，孔子之所以批评弟子为奴隶赎身而拒绝领取补偿的行为，恰是为了避免使大多数人陷入道德困境。这样做是取利，但更是取乎大义。还应看到，公平的物质奖励或许比强制的禁止性规定甚至惩罚更有效。
有人认为，法律规定愈具体细密，甚或连道德要求都写入法律，对于私权的维护就会愈完善。但现实中，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均时时感到资源有限。社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立法者鲜有能力完全了解与把握，司法者应对众多具体个案时更是人力物力紧张。退一步讲，即使具备足够资源，制定出所谓完美的法律，但面对社会利益冲突细节各异、涉案个体千差万别、时代条件不断变化的现实，法律规范的效力又会被削弱。所以，古人讲“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是有深刻智慧的。私法的逻辑绝不是规定愈多愈好，而是适可而止。
（赵晓耕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