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党史：

　　1949年，周恩来弟弟、时年45岁的周恩寿去华北大学培训，然后被分配到钢铁工业管理部门。周恩来对该单位领导提出，对他弟弟工作安排上，要职位尽量低、待遇尽量少。在“两个尽量”要求下，周恩寿被安排了仓库科员的职位，分配的住房只有20多平方米，一大家子人就挤住在两间平房里。

　　悟初心：

　　70多年过去，重温“两个尽量”的故事，仍令人深受启发。周恩来不仅在对其弟弟工作安排上提出“两个尽量”，还曾专门召集家庭会议，制定“十条家规”，要求亲人“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回顾党的历史，类似事例还有许多。比如，陈云曾给家人定下“三不准”：不准搭乘他的公务车，不准翻看、接触他看的文件，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曾长期分管国家经济工作的李先念给子女立下“铁规”，严禁子女经商。

　　党员干部当然有亲情，但是权力必须“六亲不认”，应当与亲情“绝缘”。从“两个尽量”到“三不准”“铁规”，这些看似不近人情的要求，让人们感受到革命前辈的家风之正、家教之严。“严”的背后，是对家风深滋潜润作用的深刻洞察，是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高尚境界。星星之火何以能够燎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带领人民战胜强大的敌人？当年，司徒雷登总结国民党失败原因时，曾这样分析：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成员对它的事业抱有无私的献身精神。可以说，革命前辈注重家风建设，为后世为官者教育子女树立了榜样，使红色基因世代传承。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建设不是个人、家庭的私事，而是关系党风政风、社风民风的大事。家风正、家教严，才能防止借情之名、图利之实，防止身边人成为贪腐的导火索，防止亲朋好友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利。反观一些干部，之所以会被“糖衣炮弹”击中，最终落得身败名裂、家人同堂受审的下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持身不正，持心不纯，经不住诱惑，管不住身边人，结果不仅让自己在贪腐路上越走越远，还将妻儿培养成“利益共同体”，把家庭搞成“权钱交易所”。

　　好家风从“严”中来。党员干部培养良好家风，不仅要严于律己，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更要把严格的标准立起来，始终以严苛要求约束家人，不让任何人“沾光”，决不给特权“开绿灯”。见贤思齐，防微杜渐，杜绝不良家风的萌芽潜滋暗长，留下世代流传的精神财富，这才是党员干部对亲人真正的爱、对家庭和社会应尽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