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询问则是人大常委会在询问实践中对询问形式的一种创新，它始于2010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当年开展了3次专题询问。经过自上而下地全国推开、十多年持续不断地运用创新，不仅收到良好效果，而且积累许多经验。据此，2021年3月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修改的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和2022年3月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修改的地方组织法，均将“专题询问”列入其中。“专题询问”正式入法，不仅为各级人大常委会运用这一监督形式的常态化提供了法律依据，而且为进一步提升其质效提出了新的要求。

　　笔者认为，依法开展专题询问需要做实“四个必须”。

　　首先，专题询问并非随机询问，必须事前充分准备。“专题询问”这种询问形式产生之前，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多以随机询问的方式行使询问权。而专题询问则是有计划、有准备、有重点、有组织地围绕特定议题，针对性较强的询问形式，事前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准备的着重点在于询问议题的选择和确定，选准定好询问议题，就等于抓住了专题询问的“牛鼻子”。选择议题的原则应当是询大局、问大事，关注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焦点、热点、难点问题，聚焦群众心中的急难愁盼，谋划询问的最佳效果。以全国人大常委会2010年开展的三次专题询问为例，第一次询问中央决算，第二次询问粮食安全，第三次询问医疗改革，即问钱、问粮、问医，议题都是国计民生的热点、焦点问题。精准选题靠的是脚踏实地的调查研究，靠的是广泛倾听人民群众的心声。询问选题确定后，不仅询问方要认真做好询问具体事项的准备，而且要及时通知应询方做好针对性回答的应询准备，形成操作性较强的专题询问方案，为取得良好的询问效果打下基础。

　　其次，专题询问并非对答台词，必须全程有机互动。由于专题询问是事先有准备的询问，因此有的地方在进行时，参与双方各自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文稿，一问一答照本宣科，对答完毕即告询问结束，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询问效果。其实，事前准备主要是围绕询问议题撰写一些提纲式的要点，包括应询时可能需要的某些具体数据。询问中可能拓展出的新问题是无法预料的，这就需要参与双方人员在做足准备的同时，具有较强的应变力。询问者既要问到要害不越位；应询者要答出实情不推诿。对于应询方当场未能答复或未能全部答复的某些问题，只要商定好以后的处理方案，同样是可行的。

　　再次，专题询问并非座谈调研，必须体现公开监督。专题询问不是关起门来座谈调研式的询问，而是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一委两院”实施监督的一种方式。监督法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权的情况，向社会公开。”鉴于专题询问具有即时互动的特点，在询问中体现公开监督的原则，更显重要。仍以全国人大常委会2010年开展的三次专题询问为例，第一次专题询问时中央主要媒体都派员到场并作了报道；第二次专题询问时除常规报道外，还做了电视访谈和网络专题；第三次专题询问时不仅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和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列席了会议，而且全程进行了网络直播。虽然未必每场专题询问都要全程实时直播，但及时将专题询问的状况，尤其是核心内容，向社会广泛公布，包括邀请公民旁听或允许公民申请旁听，都是应当鼓励的。

　　最后，专题询问不能答毕就完。专题询问不是一次性“问卷”，而仅是这项监督的“开场戏”，询问结束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摆问题、论是非、厘清症结之后，解决问题的“大戏”还在后边。因此，对专题询问所涉及的主要问题，询问方要提出明确的审议意见，应询方要根据审议意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并付诸实施，将问题解决到位。人大常委会对整改工作的跟踪监督至关重要，不仅需要专人负责，而且要根据在监督整改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批评和意见，乃至启动新的询问，确保专题询问取得良好效果。

　　专题询问之后的跟踪监督落实，目前仍然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随着“专题询问”正式入法，各地有必要通过制定专题询问实施办法，规范程序，强化落实，从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高度保障专题询问的实际效果。

　　作者|王鸿任 安徽省砀山县人大常委会

　　编辑|朱苗 成鑫